他带去一瓶二锅头。酒桌上，他显得很不适，低着眉，不说一句话，一只手不断搓着另一只手的手背。我们的话题，他不好插上嘴，只是在敬酒到他那里的时候，才象征性地应答几句。倒是带的那瓶酒，他喝了一半，别人给他倒其他酒，他不要，也不多解释，只是说，我喝二锅头就好了。

　　回去的时候，没见他醉，但脸红得要紧。在一个背风处，一把扯住我，说，马老师，谢谢你。还想说句什么，忽然咽下去了。王师傅比我小不了几岁，但好像没上几年学。我打水的时候，常见他的宿舍里放块画板，他常画啊画的，便觉他是个有故事的人。

　　后来再出去，我还是叫上他。王师傅总是不好意思，但我执意邀请，他拗不过，便带着酒一起去，去了之后，还是不说话，还是一个人把瓶酒喝个差不多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洗车，他跑过来帮忙。他说，马老师，我来吧。我说不用。他说，你看这又是泥又是水的，脏。我没让他从我的手里夺去水管。他蹲在一边，陪我说了一会儿话就走开了。他说话的时候，不自然地又用一只手搓另一只手的手背。秋天的天空高远，他蹲在树底下的样子，小而悲怆。

　　他好像在单位待了两三年就走了。据说，他走是因为另外的人“顶”了他。他走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。我跟他的接触，就是喝过几次酒，吃过几次饭，没有长聊过，也没有深聊过。印象中，有一次，他好像把一瓶二锅头都喝了，有些高了，回来的路上，拉住我不松开，来来回回说一句话。

　　他说，马老师，你跟别人不一样。

　　我也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。去农村赶大集的时候，我常去一个钉鞋的摊位那里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是老相识，却不知道彼此的名字。他钉鞋，哧啦哧啦地把一根线，从鞋的这一面纳过另一面，我就顺着他的哧啦声看半天。“哗”一群人来，带来了鞋；“哗”一群人走，带走了鞋。我就坐在那里，有一搭无一搭地跟他闲谈。他跟我聊家庭孩子，讲寡居的老娘曾经遭过的苦，到动情处，一个大男人，呜呜咽咽地朝我哭。

　　　　他有一次跟集上的一个摊主打架。原因是老娘买东西的时候，顺手多拿了一点，摊主不干，推搡了老娘。他气呼呼地找过去理论，话没到三句，厮打起来。结果是，他挂了彩，头上裹着块纱布待了好几个月。钉鞋的人问他情况，他就实话实说。末了，来一句：我可以受欺负，老娘不能。

　　我后来调动工作，很少去赶那个大集了。重新回到老地方时候，是个冬天，集上依然熙来攘往的，只是钉鞋摊那里，空落落的，已经没了他。我在那儿蹲了好一会儿，怅然了许久，脑海中翻腾着他的生活可能发生的种种。返回的路上，在一排整齐的门脸前面，有个人远远地朝我喊：哈哈，马老师，又看到你了，我改行了，修电动自行车了。

　　回身，是他。脸上的笑容好像要奔涌出来，依然一边笑，一边用手提着面颊的肉。他挥挥手中的扳子，指了指屋内。屋内是乱糟糟的各种配件，靠里是一张床。床上的被子，也乱糟糟的，中间坐着的老人，是他的母亲。那么冷的天，屋子里却十分暖和。

　　我想，他人生的成功，大约就是兑现自己此前的诺言，他要让母亲活得温暖如春。